人在青年的时候尤其需要安静地思考，就像一张白纸还没有作画时，尤其需要精心的酝酿。为了成为一个丰富的人，我们需要用智慧在拥挤的内心中打扫出一个房间，以安顿爱好思考和飞翔的情绪。

　　堪称经典的《四书》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养料。

　　《论语》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，是其弟子所辑的"接闻于夫子之语"的思想汇编，后来成为儒家的最高经典。《论语》篇幅不长，仅一万二千字，二十篇，但是内容宏大、言简意赅。它所包含的思想，长久以来，潜移默化，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。任何一个中国人，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和制约。

　　《论语》讲"为政以德"（《为政》），"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"（《为政》），这种关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的思考，成为儒家强调德化教育的根据，是儒家思想的一大特色，后来扩展成为整个儒家文化圈内东方文化型的特色。

　　《论语》讲仁讲礼，"克己复礼为仁"，"人而不仁，如礼何"（《八佾》）。讲仁引出忠恕，推己及人；讲礼引出名教，强调建立等级制度，正己正人。

　　政治与道德的相互影响，仁与礼的相互制约，形成了一个保障社会秩序安定统一的系统。这个系统，明显具有着东方文化的特征，也是《论语》的生命力所在。

　　《论语》很早就已经传播到越南、朝鲜、日本及受其影响的地区，所谓儒家文化圈，便是这种传播影响的产物。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它的思想更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扩展开来。在若干地区，《论语》的某些内容甚至成了经济活动的道德规范，有一个时期在日本经济界，"《论语》+算盘"被看作是通向发达的一种特有的智慧。

 
　　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体裁相似，但风格大不相同。《孟子》虽然也有记录片断言语的短章，但更多的是长篇大论。它笔力犀利，气势恢弘，说理雄辩，文采飞扬，反映了诸子散文在当时的突出成就。它不但是研究孟子生平和思想的主要资料，同时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。《孟子》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：

　　"民贵君轻"。孟子说："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，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。"又说："得天下有道：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得其民有道：得其心，斯得民矣。"他的这些话自然是针对当时强取豪夺、民生艰难的社会状况而言，其目的是为了劝告当政者要重视人民的意志。他甚至认定，残暴的君王是"独夫"，老百姓应该起来推翻他的统治。从中可以看出孟子的民本思想，与后世一些士大夫所奉行的"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"的愚忠相比，自然不能同日而语。

　　孟子又是一位"性善论"者，他认为不论是君王还是民众，圣人还是小人，在他们的天性中都存在着四种"善端"，即"恻隐之心"、"羞耻之心"、"恭敬之心"、"是非之心"，并且由此又可以发展"仁义礼智"四德。每一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"善端"进行人格上的自我完善，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。

孟子同时也重视教育的作用，他认为"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"。他还教育人们要清心寡欲，注意存心养性；行有不得，"反求诸己"。最终的目标是培养"浩然之气"，做到"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"。

　　在封建社会的很长一段时期内，《孟子》在儒家典籍中处于很高的地位。实际上，它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显著，最终达到极盛的过程。在"独尊儒术"的汉代，人们还是把主要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儒学的开创者孔子。唐天宝二年（762年），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请求将"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兼为一经"；此后韩愈推波助澜，扬孟抑荀，孟子作为封建时代真正的道统承担者的地位才逐渐突出。到了宋代，朱熹把《孟子》和《论语》以及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合编为"四书"，并穷毕生之力作《四书集注》，使之成为官方钦定的经典。此后，孟子便成了仅次于孔子的儒家精神偶像。

　　《大学》原是《礼记》中的一篇。宋代朱熹把它从《礼记》中分离出来，重加编排、补写，并详加注释解说，定名为《大学章句》。《大学》之称为大学，按照朱熹的解释，即"大人之学也"，也就是士大夫应学的学问。它的基本内容是讲修身治人之术，即儒家内圣外王之道。它明确提出了"三纲领"和"八条目"。"三纲领"即"明明德"、"新民"、"止于至善"；"八目"即"格物"、"致知"、"诚意"、"正心"、"修身"、"齐家"、"治国"、"平天下"。其中，前四目是"内圣"之学，讲自身修养；后二目是"外王"之学，讲治世之学；修身一目介乎其中，是前四目的归宿，后二目的起点。《大学》认为，格物致知，是修身即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。

　　《大学》于"治国"、"平天下"，并没有提出令人瞩目的纲领。但是，它为封建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统治的原则，它要求统治阶级以身作则，遵循合矩之道，将心比心，推己及人，好民之所好，恶民之所恶，尊重老人、抚恤孤寡，注重物质发展又不与民争利，把剥削限定在一定的限度之内，反映了某些民本主义的思想。

　　《大学》所提倡的那种好学向上、严于律己的精神，那种树立自觉理想、高尚目标的追求，那种循序渐进的治学方法、修养方法，对后学者极具启发作用。

　　《中庸》原来也是《礼记》中的一篇，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。朱熹把它从《礼记》中抽出来，详为注释，使之独立成书。自宋以来，该书广为流传，影响极大。

　　朱熹对"中庸"的解释是："中者不偏不倚，无过无不及之名；庸，平常也"，又引用二程的话："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，中者天下之正道，庸者天下之定理"。它围绕 "古圣继天立极"的道统核心，要求人们"胜夫人欲之私"，"守其本心之正"，一生执着于此，从不间断，人心才能听命于道心，从而使危者安，微者著，动静无过无不及，最终达于中庸之境。

　　《中庸》的价值取向，对儒家的心性学说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在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，它对中国乃至东方社会的心态，起过消极的、压抑的作用，也起过刺激的、积极的作用。时至今日，当我们剥离它的形式，细考它的内容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各种诱惑，选择人生方向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经济大潮的冲击来确立自身的位置的时候，却不能不承认它的深沉的启迪作用。

　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能够真正滋养东方青年的心灵的，也只有古老东方的文明。当今的教育强调"学以致用"，"用"的确重要，在实力至上的国际环境中，发展经济、重视效益具有生存上的意义。可是，我们之所以骄傲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，并不仅仅因为我们的黑头发、黄皮肤，也不仅仅因为我们站在中国的版图上，更为深切的原因是我们的骨子里浸染了华夏的文明。作为年轻的一代，我们有责任去了解她，探究她，同时也使她更加丰富。

　　北京圆明园学院的老师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，在传授同学们科学技能的同时，不忘深厚同学们的学养。学院决定把"四书"作为介绍传统思想文化的开端，通过引导同学们和圣贤对话，使同学自发地去体悟"忠孝、仁义"的合理内涵。相信将来会有更多既"知书"、又 "达理"的优秀人材从这所学校毕业，幸甚至哉！